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没有列明个罪罪名。而从长远来看，由立法机关颁布刑法修正案，再由“两高”随后以司法解释确定罪名，既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也容易导致在司法解释“真空时间”内发生定罪的混乱。

　　正在接受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有一处亮点，那就是把泄露、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增列为犯罪。对于该罪，有人说应叫侵犯公民隐私罪，有人说该叫泄露、窃取他人信息罪，也有人说，等修正案通过了，自然知道叫什么罪了。事实上，即便修正案通过，人们可能还是弄不清该罪的准确罪名，这是因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没有列明个罪罪名。

　　罪名，其实是法律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名称。比如，骗人钱财构成诈骗罪，强取财物构成抢劫罪。法无明文不为罪，一个人只要被定了罪，肯定会有一个罪名。文革时代，由于没有刑法，罪名都由审判人员自己确定，许多罪名前不论青红皂白都得加上“反革命”二字，所以曾经闹过把偷看女知青洗澡定为“反革命偷看青春罪”之类的笑话。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新刑法典，仍然只在条文中列明罪状和法定刑，并没有注明罪名。立法者这么做，或许是基于立法技术层面的考虑，却给实务部门带来困扰。盗窃罪、强奸罪这些约定俗成的罪名倒还好说，一些罪状复杂的条文，就很难一下确定罪名，如《刑法修正案(六)》第九条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依我看，除非受过专业训练，并且熟读立法文件或司法解释，否则没几个人能猜出该罪罪名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同时，由于认识不一，在刑事审判各个环节会出现定罪不一的情形。笔者曾审理过一起案件，公安机关侦查定的是“非法操纵股票价格罪”，检察机关起诉用的罪名是“非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而法院最终定性却是“非法操纵证券市场罪”。可以说，罪名的不统一、不规范，已经影响了刑事司法的严肃性。

　　为解决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确定罪名。1997年刑法典出台后，“两高”各自出台司法解释，为每项罪“安”上了罪名。《刑法修正案(一)、(二)、(三)》陆续颁布后，为统一认定罪名，“两高”又共同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刑法修正案(四)、(五)、(六)》通过后，“两高”紧追着出台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二)、(三)》。可以预测，如果刑法一直这么修改下去，我们还会看到第(四)、(五)版的“补充规定”。

　　其实，从长远来看，由立法机关颁布刑法修正案，再由“两高”随后以司法解释确定罪名，既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也容易导致在司法解释“真空时间”内发生定罪的混乱。而尽早实现罪名立法化，既是学者的期盼，也是司法实践部门的迫切需要。因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未来在修改刑法时，应采取罪名———罪状———法定刑的立法模式，将罪名增列进条文中，这样才有助于刑事司法的规范、准确和统一。

　　□萧显(北京 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