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现代化的挤压下，中国的有些传统文化项目濒临灭绝；另一方面，一个项目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就会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突破口。当文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时，便很可能出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逻辑，直接导致文化的边缘化。

中国的“申遗热”

6月28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两个申遗项目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和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喀斯特”高票获得通过，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两个的“中国速度”，再次点燃了我国的申遗热情，一些地方使出浑身解数，向申遗冲刺。

目前全国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100多个，这还不包括许多没有得到国家批准仍在孜孜不倦努力的项目。如此高涨的申遗热潮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

在中国式申遗的框架中，各地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一旦成功，便往往开始一味地无序开发，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树”，日渐背离原本遗产保护的承诺。一些世界文化遗产明明已经不堪重负，管理者偏偏熟视无睹，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罔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危。

可排一个世纪的申遗大军

申报世界遗产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虽然中国起步较晚，但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至今，我国已经有35处世界遗产，规模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排名全球第三，是世界遗产大国。从目前的情况看，申遗最热的仍然是中国。

“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专案。照这样计算，中国要完成现在所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需要一个世纪。”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有关官员透露，目前中国有上百处景观或古迹被列入申遗“预备清单”。

尽管每年每个国家申遗名额极其有限，门槛也提高了，但申遗角逐依然十分激烈。

为了达到申遗要求的条件，申遗所在地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刚刚申遗成功的云南石林来说，申遗15年来，当地根据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的要求，全面启动了建园75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景区提升改造工程。在原来划定的一、二、三级保护区基础上划出特级保护区，特级保护区内禁止一切人员进入。

金钱的诱惑？

“石林若能申遗成功，其优秀的自然资源便能按照国际标准得到永久保护，同时能够极大提高石林的知名度，推动云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石林县一位官员对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充满了期待。

当年，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并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云南丽江古城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44亿元，占了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50%。

2006年7月13日，安阳殷墟申遗成功后举城欢庆，一年后，世界遗产殷墟给安阳市民带来了诸多“申遗”成功的好处：游客来得比以前多多了，商贩们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景区讲解员忙活了，工资也提高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也从原来的每天只挣几十元到现在的一百多元。更让人惊叹的是，申遗成功后，殷墟遗址门票一年收入高达上千万元，比以前翻了五番。这更让热衷申遗的地方政府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申遗”成功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一些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可能性，一些地方纷纷标榜，有条件的一定要申遗，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申遗。

如此密集的申遗动作和如此壮大的申遗队伍，其诱惑力可以窥之一二。

对此“申遗热”，人们需要理性的声音。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多次强调：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无论是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还是准备申遗的项目，都要加强保护，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绝非唯一选择。

后工业时代：文化遗产期待救赎

剪纸、泥塑、雕刻、木偶、花鼓灯、黄河号子、毛笔、原生态民歌演唱……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由于受人类社会结构和环境改变的影响，以及其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必然带来它的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窄的发展趋向。

面对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环境恶化、旅游开发等威胁，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后工业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

“在后工业时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曾经说，在中国，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都标志着一份文化的流失。

“申遗”是最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吗？

最近，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保护专家董耀会表示，申遗本身作为一种利益驱动，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其负面影响，但总体上说有利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就拿长城来说，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尽管在旅游开发上存在一定的破坏性因素，但实际上，申遗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长城这一文化瑰宝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即便申遗失败，各地在申遗过程中能够学会尊重文化产业独特的发展规律，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申报过程也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但仅靠申遗来救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方式也太过单一，力度也显得太过单薄，更何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考验。据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介绍，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依法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有待加快，保护机制亟需完善。

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众专家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就是靠每一个公民的积极努力和参与，努力抢救民族记忆，把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活灵活现应用在生活当中，从而使文化遗产有效地得以传承和发展，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文/李世顶)(本报综合《经济视点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