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内地媒体组织的一次“印象之十大香港名人”的评选中，香港艺人刘德华以占总投票数１／３的明显优势夺魁，连香港首富李嘉诚、武侠文学宗师金庸也望尘莫及。这一评选结果出炉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巨大争议，其争议的焦点背后也无外乎在深层探讨：“刘德华夺魁香港名人”事件到底反映了公众价值的进步还是倒退？ 

              刘德华夺魁香港名人惹争议

    前不久，内地多家媒体联合组织了一次“印象之十大香港名人”评选活动，并于日前公布了投票结果：刘德华以１１５５票排名第一，票数占总数的３１.９１％，排在第二至十位的分别位李嘉诚、成龙、霍英东、董建华、麦兜、周星驰、曾荫权、其他、金庸。此结果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上的广泛争议，文学评论家雷达就指出：“刘德华说到底只是个唱歌跳舞演电影比较出色的艺人，何以就达到了千万人景仰的地步，真是费解得很。”

    许多网友认为，比起更能代表香港草根文化的卡通形象麦兜和“喜剧之王”周星驰、号称“世界上有华人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家金庸以及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刘德华即便在内地的新闻更多、参与公益活动更多、参与的重量级演出更多，但最终夺魁仍未免有些牵强。

    但是，对此评选结果的支持者同样大有人在，有网友曾指出：“香港娱乐业在香港经济中占很大比例，刘德华在香港不单代表娱乐明星，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勤奋、坚毅等品质在华人圈很有号召力，香港人也愿意把刘德华包装成香港精神代表。”甚至还有网友摆出了一系列论据来证明刘德华夺魁的说服力：

    “２０００年，刘德华跻身世界十大杰出青年，成为香港人的骄傲；２００１年，刘德华荣获‘２１世纪杰出才俊’奖；２００２年，刘德华因其在电影公司经营上的成就获国际权威财经杂志颁发的‘福布斯杰出领袖奖’；２００３年，刘德华成为‘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在香港地区的唯一得主；２００４年，刘德华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虽然“刘德华夺魁香港名人”事件引发的口水战目前仍未平息，但近年来类似争议事件却屡有发生：姚明被评为全国劳模，周杰伦的《蜗牛》入选爱国主义歌曲目录，金庸的《天龙八部》列入高中语文教材，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落户《大学语文》，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在“当代读者最喜欢的华语作家”中力压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争议的焦点，往往就是其人物身份是否与事件结果形成“价值匹配”。

    评选起于公众，却缘何又争议于公众？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社会公众在公共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实现平等对话性，即社会公众要通过自由表达、交换意见最终实现对某一问题的深刻质疑并达成某种共识。

    香港已经回归１０年，使得内地对香港的了解逐渐增多，但内地的普通大众对香港的认知仍然不够透彻，信息获取源也多数来自政界、演艺界和商界等媒体曝光度相对较高的群体，因此“印象之十大香港名人”乃至“十大”之外的名人也多集中在这些群体之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付诚认为：“时代不一样了，不能拿从前的观念要求现代人，不能简单地评价好还是不好、对还是错。单凭一次评选是不足以判断时代价值取向的，但多少可以对其有所反映。这个评选同去年‘章子怡顶１００个孔子’的说法类似，可能现代人对孔子和历史并不十分熟悉，但是对章子怡就相对熟悉得多，因而会把她和她的群体当作时代的代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道理。所谓“上层建筑”，通常指以国民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文化价值观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因而，在近年来诸多类似刘德华夺魁香港名人、姚明当选全国劳模等事件无疑不代表了一种具有争议性质的文化现象，而其深层根源便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的侧面写照。

    长春税务学院信息经济学院教师秦喜亮认为：“尽管我国经济在近些年以每年约８％的速度增长，但不可忽视其仍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的转型势必影响在其作用下的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发展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影响了国民文化价值观，因而转型期的经济会不断地使公众接受新文化价值观、否定旧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自我更新。”

    他指出，就“印象之十大香港名人”而言，结果和投票公众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息息相关的，毕竟公众的文化衡量标准和经济发展程度是同向且同比增长的。所以，刘德华、姚明等人在当选为名人、劳模以及《蜗牛》《现象七十二变》入选学校教材时，这些人或作品已不单纯是娱乐、体育界的人物，更是在公众价值体系下衍生出的文化符号。

    应宽容看待公众价值体系的变化

    吉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马大勇指出，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当代文化环境愈发宽松化和多元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心态也日渐回归其本色，从而形成一种逐渐剔除教化元素的价值体系——评价衡量一件事物的标准不再以传统的高、大、全或所谓的“三教九流”为标准，意识超前的或具有回归本色文化心态的人会在评价事物时与恪守传统的人形成碰撞，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争议。

    “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它对不符合时代节奏的传统化价值视角进行了或轻或重的颠覆，只要这种矛盾的产生符合客观规律，那么它就是值得我们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去认可的。刘德华虽然是演员、歌手，但他能够被内地受众认可为香港第一大名人，更因为他的身上承载着勤奋、敬业、成功等诸多具有公众认可价值的文化符号。要知道，未必只有焦裕禄、孔繁森、谭竹青等人民公仆才称得上是公众的价值榜样，只要刘德华、姚明等人用积极的东西影响公众，那么公众推崇他们也无可厚非。”马大勇说。

    付诚也建议，社会舆论应宽容看待公众价值体系的变化。他说：“主流的价值体系和市场经济结合推出的‘价值观’自然是比较适应时代的发展，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寻找这种依托这种‘价值观’的契合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认为，如今许多社会主流价值的宣传理念在公众的层面认可度都明显不足，因而，如何把时代特点提倡的现实精神和我国优良文化传统相结合，这样一个模式至今还在探索中，但不可否认现有的一些价值争议是以一种探索，毕竟新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

    “公众价值视角集中在名利方面——这种现象或趋势在社会发展中的确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并且有许多人对此产生忧患意识。”付诚强调，市场经济发展影响下的公众价值必然会出现利弊共存的态势，逐利祛弊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的，只要在社会宣传中把握宣传舆论和主流价值地位，公众价值体系将愈发趋于成熟，一些不必要的争议亦将不攻自破。